李德裕（787—850），被李商隐誉为“万古良相”，梁启超将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，系晚唐杰出政治家，曾两度拜相，辅佐唐武宗开创“会昌中兴”，且深度卷入牛李党争。长期以来，关于其与开州（今开州区）的关联，存在两大认知偏差：一是误传其本人被贬开州，二是认为二者无任何关联。本文结合正史、墓志及地方史志等史料，考证李德裕与开州的真实关联，澄清历史误会，还原史实本貌。
李德裕的政治悲剧直接牵连其家族亲属，这是其与开州产生间接关联的核心前提。会昌六年（846年），唐宣宗即位后，牛党全面清算李党势力，李德裕历经五次贬谪，最终病逝于崖州（今海南海口）。其贬谪路线清晰可考：荆南节度使→东都留守→太子少保分司东都→潮州司马→崖州司户参军，《新唐书》《旧唐书》等权威史料均无其涉足开州的记载，明确佐证其本人从未被贬开州。
牛李党争推行的株连政策，致使李德裕多位亲属被流放至开州。唐代开州地处巴东一隅，交通闭塞、环境恶劣，是当时流放获罪官员及其亲属的重要场所，这构成了李氏亲属流放开州的客观背景。其中，其次子李烨、女婿李从质的流放史实最为明确，是李德裕与开州建立间接关联的核心纽带。
李烨作为李德裕次子，曾参与政务，因“父罪连坐”，于大中二年（848年）被削去官职、流放开州，流放时长约三年，大中五年（851年）徙任郴州郴县尉，结束流放生涯。《李烨墓志》中“流寓巴东，历岁三载”（时万岁县为开州下辖县）及李德裕妻刘氏墓志铭“远在巴东，音信难通”，均以“巴东”（唐代开州属巴东地区）印证其流放开州的史实；《全唐诗补编》收录其《开州感怀》残句“巴江秋夜冷，孤馆忆长安”，成为其流放开州的直接文字佐证。其中，李德裕妻刘氏墓志铭为李德裕亲撰，附其子李烨记文，史料可信度极高。
李德裕之婿李从质，因迎娶李德裕之女，被视为李党核心亲属，于大中二年（848年）被贬为开州司户参军，在开州居住五载。《旧唐书·令狐绹传》记载其“坐贬远州”，《唐故李从质墓志》明确载明其流放地为开州，墓志还记载其在开州期间“勤于吏事，抚恤流民”，在当地留下一定口碑。需特别澄清的是，部分史料误将其记为李德裕之侄，《唐故李从质墓志》及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均明确证实其为李德裕之婿；李德裕出身赵郡李氏西祖房，该世系表对其亲属关系记载详实，可作为权威佐证。
此外，李德裕幼子李巨曾流放至开州下辖万岁县（治今开州温泉镇），其侄孙李同曾流放开州，任开州文学参军，期间整理韦处厚《盛山十二景诗》。《新唐书·李德裕传》对相关史实有明确记载，进一步印证“李氏亲属聚于开州”的史实，强化了李德裕与开州的间接关联。
需明确区分的是，与开州有直接历史渊源的是唐代政治家韦处厚，其被贬开州刺史（因直言敢谏、得罪权贵），与李氏亲属因党争流放的性质截然不同。韦处厚在开州任职期间创作《盛山十二景诗》，引发文坛唱和热潮，推动开州文化走出三峡、广为人知；而李德裕侄孙李同曾整理整理刊刻该诗，间接助力其传承。二者与开州的关联一为直接、一为间接，不可混淆。
李德裕与开州相关的历史误会，成因主要有四：一是混淆李德裕本人与亲属的流放事迹，其盛名掩盖了亲属流放开州的史实；二是李氏亲属流放开州的记载多散见于墓志、地方史志，正史中未明确标注具体流放地；三是民间将“韦处厚被贬开州”与“李氏亲属流放开州”的事迹误传融合，导致认知偏差；四是部分史料对李从质身份的混淆记载，进一步加剧了误解。
综上，考辩结论明确：李德裕本人从未被贬至开州，但其次子李烨、婿李从质等多位亲属，因受牛李党争牵连流放开州，在开州留下生活与任职轨迹，形成了李德裕与开州的间接关联。上述结论均有正史、墓志、地方史志相互印证，既纠正了长期以来的认知偏差，补充了开州与晚唐李氏家族的关联细节，也丰富了三峡地区贬官文化的内涵，彰显了历史研究“严谨求证、区分关联”的核心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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